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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思想家蔡尚思的治学之道

时间:2023-02-23  记者:未知  作者:未知  来源:学习时报  点击: 75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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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读书“亦是一大幸福”

——史学家思想家蔡尚思的治学之道


蔡尚思(1905—2008年),福建德化人,号中睿,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曾任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教授,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副校长。百岁人生,著作等身,出版有《蔡尚思文集》《蔡尚思全集》(八册)等,后者收录专著20余部,代表性学术文章200余篇,共计400多万字。在这许多专著中,究竟什么是蔡尚思的代表作,他曾写道:若以两部计,则为《中国思想研究法》和《中国礼教思想史》;若以五部计,则另加《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蔡尚思曾将其一生的学术生涯,总结为两句话:“从苦中来,唯民是尊。终难毕业,永葆青春。”


若不掌握全部资料绝不轻易下笔

蔡尚思一生酷爱读书,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幼少年时期,他就在乡下私塾背诵了《三字经》《四书》《孝经》等。后去永春,开始读经部《易》《书》《诗》《礼记》等,史部《史记》《汉书》等,子部《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等名家的集部著作,还有唐诗、宋词等集著,打下了深厚的治学基础。这种好读书的习惯,蔡尚思一直保持到老。耄耋之年,他仍然手不释卷,每造府拜访,只见他正襟危坐,目不旁视,苦读不倦。桌子上、板凳上、地板上以至楼梯旁,都堆满了各类书籍,身无立足之地。蔡尚思对学人及后学亦多有苦读的要求:或称赞,“这个人还是读了几本书的”;或曰,“此人不读书,尚空谈”。他在自传中提到:老来读书“亦是一大幸福也”。


由于经常读书,蔡尚思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竭泽而渔”的学习方法。每研究一个课题、写一篇文章,若不掌握全部资料绝不轻易下笔、妄下结论。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序言中所说:“别人往往只看过船山著作的一部分,遽尔发为议论,而此书作者则是把将近五百万字的《船山遗书》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分类摘出原始资料后才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结论,写成这部书的。”蔡尚思的多数著作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完成的。1934年至1935年,他在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住读,日夜苦学,遍读该馆手批《图书总目》集部五大册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词赋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资料达200多万字。当时任馆长的史学家柳诒徵叹曰:“如此苦读集部,前无古人,后亦恐无来者。”其产生的成果,即为《中国思想研究法》。1988年至1989年,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走读,补充搜集礼教思想资料。其产生的成果,即为《中国礼教思想史》。


“创天下之所无,反对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蔡尚思常言:“治学意志坚,自甘做异端。”在学术研究中,他总是直陈己见,不人云亦云、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对问题有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他在书房挂有一帧自勉条幅,为袁枚语:“创天下之所无,反对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中国思想研究法》动笔于1934年,脱稿于1937年,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年之内再版4次。柳诒徵评价:“其博贯独到处,语语石破天惊,洵为并时无两之巨著。”史学家顾颉刚在为此书的序中也表示:“要之,其学也博,其思也慎,其辩也明,其行也笃,凡昔人叹为大难者,君并有焉。”此书出版时,还有蔡元培、蒋维乔、陈中凡等许多名家作序,在学界影响深远。蔡尚思研究思想史而搜罗资料,偏重于集部,并纠正了历代史书中众多史实错误,故能成此巨著,此为《中国思想研究法》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大贡献。

礼教思想统治和影响中华民族2000余年,但当时的相关探讨著述却寥若星辰。蔡尚思著《中国礼教思想史》的出版,是其一生心血的结晶。此书内容论述以人物为主,基本上一人一节,收入各方代表人物160余人。其规模之宏大、资料之详尽、观点之独到,为有关著作之罕见。故它与《中国思想研究法》可称之为“姐妹篇”,填补了中国礼教思想领域的研究空白。


以时代为导向开展学术研究

蔡尚思在自传中曾说:“我的学术思想同这个大时代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个论断,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符合他自身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

任何文章著述都受历史制约,留有时代、个人的烙印。蔡尚思始终坚持对封建旧传统思想持批评态度,这也有时代的、个人的原因。民国初年,以陈独秀为“总司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李大钊提出孔子主义就是纲常名教;鲁迅的《狂人日记》控诉封建道德“吃人”的本质;吴虞发表了《吃人与礼教》一文。蔡尚思始终关注国家兴亡,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他出版了《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正补编)等著作,矛头直指蒋介石、戴季陶国民党当局发动的“尊孔读经”运动。同时,他还以进步教授的身份,发起爱国学术团体,应援全国的民主解放运动。他和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组织领导的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党的外围组织)活动,成为上海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密切配合着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战争。

据笔者为其编的《著述系年》记载,蔡尚思的诸多学术研究成果是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8年从复旦大学副校长岗位退休后取得的。其间,他发表的《解放思想 开展争鸣》《历史学科研究应有大的突破》《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历史经验》等文章达百余篇,也无不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所产生的学术成果。


做学问有六个要不得

除采用“竭泽而渔”式搜集资料的治学方法外,蔡尚思还结合本人学术研究经历,现身说法,向笔者等学人传授治学经验。

1983年,蔡尚思在《高教战线》第8期上专门发表了《做学问的六个要不得》一文。在具体解释“六个要不得”时,他这样写道:“在民国时代,妇女的足有小足(即缠足)、放足(缠后再补)与天足的不同,我们做学问,也可作如是观。”他反对六种做学问的方式,其中,“小足式的做学问”是指做学问缺乏博大的基础,只是孤立地研究问题。“瞎子式的做学问”,即是对只知间接读书而不直接读书者一味盲从、迷信权威学者的形象化比喻。关于“顶峰式的做学问”,他认为“高峰再高也有顶点,人们做学问却没有顶点,也不应该有什么顶点。“市面行情式的做学问”,指做学问时投机取巧、迎合迁就的不良风气。“隐恶扬善式的做学问”,指做学问、写史书、当新闻记者的报喜不报忧。最后一种“述而不作式的做学问”,即后人对前人的文化遗产不加批判地全盘继承,对此,他强调正确的态度必须是有批判地继承,且在继承之后还必须有新的创造与增益,即应当“述而又作”,在述古的基础上有所创作,代代人人如此,才能有进化史、发展史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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