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中华文明的“血肉之躯”——读冯骥才《非遗的物质性》有感

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犹如流动的星河，以其活态传承的特性，承载着各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密码。在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见人见物见生活”“可知可感可体验”等理念在社会各界达成普遍共识，保护“非物质性”成为指导实践行动的目标。然而一种认识论偏误却悄然形成，即“非遗没有物质性”，甚至可脱离物质载体而独立存在。此时，作为中国非遗学学科的倡导者与开拓者之一，冯骥才以《非遗的物质性》一文适时地将大众目光引向了决定非遗传承的逻辑根基——那些坚实而具体的承载着技艺、情感与记忆的物质载体。

误区：当“非物质”被抽象为文化幻象

任何学术概念的建构，本质上都是对其核心特征的提炼与表达，然而在对其进一步阐释与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会造成认知层面的简化与割裂。非遗承载着丰富多样的口头传统、身体技艺、经验知识与仪式实践，正是这些具身的、流动的、无形的文化构成了非遗作为活态遗产的独特魅力。当下，当“非物质性”被过度放大为非遗首要且唯一属性之时，人们便容易将其想象为一种可以脱离物质载体而独立存在的文化“灵魂”。

这种误区往往也伴随着非遗的调查记录并影响到方法论的整体建构。研究者会将关注焦点集中于传承群体技艺的传授过程、仪式的行为程式，而忽视那些承载文化记忆的历史工具、记录技艺演变的文献资料、见证仪式传统的空间载体，进而认为非遗的“生命”似乎通过传承人口述便可实现重构。冯骥才曾将非遗学定义为一门“从田野到田野的学问”，并提出口述史是记录非遗“最好的方式”。但同时，他更强调“非遗的历史也不能仅靠口述，要尽力挖掘非遗物质性的见证材料”。因为历史的真实性要建立在口述资料与物质性证据的相互印证、多重互视基础之上，若缺失文献与实物的锚定，非遗的历史便可能滑向主观局限的领域。更需警惕的是，当“非物质性”被视作非遗保护实践的唯一重点时，“重技轻器”“重人轻物”等倾向由此产生，那些支持传承实践的工具、加工的原材料、创造出的精美作品，皆被视为日常消耗品而未能纳入系统的保护视野。诚因如此，冯骥才的理论警醒在于——必须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割裂，揭示“非物质性”与“物质性”之间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本体论关联，保护二者共同构成的非遗作为文化生命的有机整体。

正本：物质性作为非遗生命的本体论维度

在《非遗的物质性》一文中，冯骥才通过对非遗物质性三大维度的系统阐发，揭示其赖以存在的物理基础与生存空间，并还原其作为活态文化的本真面貌。

其一，作为技艺实践的物质依托。就发生学视角而言，任何非遗中的记忆与技艺，绝非纯粹的精活动或抽象的知识体系，而是深度内嵌于物质载体的技术系统。传承群体的材料选择、工具制作与流程设计，早已与身体惯习、手感经验、审美判断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人—物”互动的有机系统。其二，作为文化意义的物质编码。从符号学视角考察，非遗通过工具形态、产品样式及装饰纹样等物化符号实现文化信息的编码、储存与传递。这些物质符号不仅是特定族群历史记忆、宗教信仰或审美趣味的外化形式，更是界定集体认同与文化边界的可视化标志，成为连接个体与集体、现实与传统的精神纽带。其三，作为传承实践的物质场域。从环境学视角出发，非遗的传承情境不仅局限于物理意义的场所，更是文化意义的“场域”。家庭作坊的日常空间、行业聚落的社区空间、仪式展演的公共空间，共同构成了非遗传承实践的“文化空间”。总之，物质性作为非遗生命形态的本体论维度，从技术系统、符号系统与空间系统三个方面奠定了非遗存在与传承的坚实基础。诚如冯骥才所言，“非遗就像一只鸟，非物质的精神是它的飞翔，而物质性就是它的翅膀和空气，没有后者，前者便无从谈起”。

深意：守护物质性即铸牢文化多样性的根基

在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城镇化浪潮快速推进的当代语境中，重申非遗物质性的重要价值，绝非局限于对遗产构成要素的学理辨析，而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视域。

其一，守护非遗的物质性是抵御文化同质化趋势的坚实屏障。各类非遗项目中蕴含的独特性，恰恰深植于特定地域的自然禀赋、物质资源与生态智慧之中，人与自然在长期互动中所形成的认知体系与生存哲学，可对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趋同逻辑产生必要制衡。其二，守护非遗的物质性是维系“本真性”与“完整性”的关键支点。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传统材料、核心工具、关键工艺环节的延续与尊重，后者则要求将保护目光从孤立的“代表作”项目扩展至包括原材料的产地与采集、工具的制作与维修、作品的功能与流通等在内的整体物质生态系统。其三，守护非遗的物质性是连接传统与当代的逻辑前提。文化传承本质在于文化自身与时代同频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对非遗物质性的深探可为当代研究者、艺术家提供既可追溯历史又可守正创新的理路，例如对材料物性的科学革新、对工艺极限的技术把控、对审美规律的学理提炼等。反之，“两创”便会徒具历史之“形”而失传统之“神”，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窘境。

践行：将物质性纳入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实践维度

冯骥才关于非遗物质性的理论洞见，不仅具有认识论层面的纠偏意义，也在方法论层面为非遗保护实践提出了更深层次要求，推动了非遗从“灵魂守望”走向“身心合一”的系统性存续。

其一，在保护对象的界定上，将非遗的物质载体纳入本体性保护范畴。这意味着须突破“技艺中心主义”局限，将原料的特性与来源、工具的形制与工艺、成品的形态与谱系、赓续的空间与场域等有形元素，作为非遗传承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予以同等重视。同时在档案记录与范式研究层面，不仅要关注“如何做”，更要追问“用什么做”“在哪里做”，形成对物质要素的系统普查与深度阐释。其二，在保护机制的建构中，建立针对关键物质元素的分类保护策略。这包括对濒危原材料资源的可持续培育机制与替代方案、对于核心工具所需传统制作技艺的针对性传承以及对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的整体性规划等领域。其三，在活化利用的导向上，确立尊重传统材料工艺与非遗内在规律的“物质逻辑”。冯骥才认为，“看不到这种‘美’及其品质，就认识不到非遗真正的价值，也就做不好保护与传承工作”。唯有立足非遗物质性的当代转化与活化利用锚点，才能使其从被动的保护对象转化为主动的传承力量，保持传统文化的“血肉之躯”在时代变迁中屹立不倒。

毋庸讳言，冯骥才对非遗物质性的理论澄明，不仅引发了各界对既有认知的反思，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再阐释提供了一把关窍之匙。坚守非遗物质性，其本质是守护一种文化的“在场”能力，即让历史可见、让技艺可感、让记忆可触、让精神有家。这既须在认知层面正本清源，突破“重道轻器”的传统思维惯性，也须注重实践层面的系统建构，将物质维度真正内化为保护工作的本体范畴。特别是在时代变迁加速、文化生态重构的今天，唯有将非遗的物质性视作其生命的本根而非附庸、发展的基础而非点缀，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从“博物馆化”到“生活化”、从“符号化”到“身心化”的历史性认知跨越。

护文化有魂，铸文化有身，守传承之基——这或许就是冯骥才《非遗的物质性》一文留给时代最深刻的启示。

作者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英才教授、天津市民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