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成长

住过几次院，我慢慢悟出一个道理：人这一生，总有几回，要把自己完完整整地交出去。

第一次懂得这种交付，是小时候割扁桃体。护士拿着针走过来，我小声求她轻一点，她头也没抬，根本不予理会。从那以后我就学乖了。身在医院，你不再是你自己，只是一个床号、一份病历，一具任由旁人安排、随意摆布的躯体。

打针、吃药、做检查，被轮椅推着穿过长长的走廊，头顶的白炽灯一盏盏从眼前掠过。偶尔想问一句药的用途，得到的往往只有一句：听医生安排就好。时间久了，也就慢慢释然。说到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很多时候，挣扎都是徒劳。

可即便是砧板上的鱼肉，也明码标价。医院报多少费用，你就得照单付出。明明只住了三天院，账单上却赫然写着五天；实际花销不过三百，结算时就能凭空涨到五百。

有一次我对着账单细细核对，忽然多出一笔“健康宣教费”。我疑惑地询问护士，她淡淡地说，那天叮嘱你一句别乱跑，就算是健康宣教。我一时语塞，竟无从辩驳。

更荒诞的是在新闻里看到的：有的人已经离世，名下还在持续产生诊疗费用。大概就连阴曹地府，也能给医院报销。活着被算计，走了也不放过，细细想来，也算另一种极致的“公平”。

比起花钱的心疼，肉身的疼痛才最真切。

割扁桃体那次，麻药一过，喉咙里像堵了一块烧红的烙铁，每咽一次口水，都如同在吞咽刀片。后来做肾结石碎石手术，即便打了麻药，依旧痛得撕心裂肺。

最煎熬的还不是伤口本身，是拔导管的那一刻。有一种东西从身体深处被硬生生抽离，钻心的疼，夹杂着难以言说的酸胀，让人近乎崩溃。

只是你的痛，从来只有自己知道。护士依旧说说笑笑，隔壁病床依旧呻吟不断。熬得过去，便翻篇过往；熬不过去，也只能咬牙再熬一熬。

等到出院那天，还要诚心向医生道谢，感谢这份煎熬与蹂躏，感谢下手时的毫不犹豫。医生一句不客气，语气淡然，听着反倒像一句欢迎下次光临。

医院的环境，更是让人压抑难安。满屋子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夹杂着此起彼伏的病人呻吟，无端让人反胃胸闷。

曾经在301医院呼吸科住院，整层楼的窗户全都封死打不开。院方解释，是防止有人轻生，用来规避事故。

呼吸科本最需要新鲜空气，病患却连开窗透气都做不到。这种逻辑，就像为了防止溺水，干脆不让人喝水。我和护士争辩规定不合情理，她只轻飘飘一句：有意见你去找领导反映。

我终究没有去。一个连窗户都打不开的人，又能去哪里说理？只能闷在密闭的病房里，和一众病友相互挨着，在浑浊的空气里默默煎熬。

比压抑环境更难熬的，是无边的寂寞。

很多病区限制家属陪护，有的科室不让用手机，连看书也不被允许。日复一日，能做的只有低头看伤口，抬头望天花板。

我甚至把病房的吊顶板材数了一遍又一遍：哪一块裂了缝，哪一块发了黄，哪一个边角微微翘起。数完依旧天色未亮，就闭上眼睛，继续漫长的等待。百无聊赖之时，便静静听邻床的鼾声，听走廊里忽远忽近的脚步声，消磨时光。 

最让人无奈的是：病痛治好了，心里却落下了病根。

出院之后慢慢变得寡言，不愿与人来往，反倒偏爱一个人安静待着。妻子说我性格变得孤僻，我自嘲，这是专属的住院后遗症。

但凡事皆有两面，病房，也是最能看清人世真相的地方。在这里，人世间难得真正平等。

当年在天坛医院住院，隔壁病床躺着一位瘦弱老人，衣衫陈旧褶皱，疼起来龇牙咧嘴，整夜哀嚎。我于心不忍，半夜帮他倒过两次尿壶，他感激不已。

直到某天，几位西装革履的人走进病房，毕恭毕敬站在床边，恭敬喊他董事长，我才知晓，这位孱弱朴素的老人，竟是身家数亿的煤矿老板。

可躺在病床上，亿万富翁和普通人毫无区别。一样被护士随意使唤，一样会为一卷卫生纸和保洁反复商量，一样会在深夜被病痛折磨得辗转难眠。

钱财失去用处，权力不值一文，我们褪去身份、名利、光环，只剩下简简单单的代号：十七床、十八床。这样的平等，纯粹、赤裸，胜过世间所有场合。

这些年，几次住院，几番受苦。如今回头再看，那些委屈与疼痛，终究没有白白承受。

一棵大树想要参天挺拔，必经风雨吹打，也要被修枝剪叶；一个人想要真正成熟，总要在病房里历练几番。

那些无可奈何的妥协，那些咬牙忍痛的坚持，那些密闭空间里的隐忍，那些独处无人懂的寂寞，还有病床前看透的众生平等，都像一把把钝刀，一点点磨掉身上的骄气、浮躁与心中的愤懑。

走出医院，天地依旧，山河如故。

只是后来每每路过医院，望着门口来来往往、悲欢离合的人影，心底总会生出感慨：

医院，原来是人间另一座故乡；病房，是一处人人不愿重返，却实实在在重塑心性、让人慢慢成长成熟的地方。

作者：胡全良， 原陆军报社副总编辑